
逐渐地,当人们谈论一家Agent公司时,它会看起来有点像SaaS公司。你会更少地谈论如何处理模型,就像现代SaaS产品中很少有人会问你用了什么数据库一样,而是会更多地询问你的工作流程和你带来了什么商业成果。你是为销售团队创造潜在客户?还是在降低采购成本?不管你提供什么价值,这个方向都会逐渐发展下去。
我对此非常兴奋。我并不认为初创公司应该去构建基础模型。你当然可以尝试,如果你对未来有愿景,那就去实现它,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已经趋于集中、竞争激烈的市场。而我对另外两个市场非常感兴趣,尤其是随着构建Agent变得越来越容易,我们将会看到大量“长尾”Agent公司涌现出来。
我最近浏览了一个网站,列出了市值排名前50的软件公司。毫无疑问,前五大公司是像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这样的巨头,但接下来的50家全都是SaaS公司。其中有些公司令人兴奋,有些则非常无聊,但这正是软件市场的发展轨迹。
我认为我们会在Agent市场看到类似的趋势。它不会只是客户服务或软件工程等几个巨大市场,还会覆盖许多目前人们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的领域,而这些领域完全可以被一个Agent解决。但这需要创业者真正深入理解某个业务问题。我认为AI市场的巨大价值,将在这一领域释放。
Bret Taylor:去和经济学家,比如Larry Summers(他和我一起在OpenAI董事会)交谈,他们会从经济角度看技术的价值所在:技术推动了经济的生产力增长。
回顾历史,生产力的大幅跃升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。很多我交流过的人都认为,那次飞跃是第一波信息化浪潮——企业开始使用ERP系统,把会计等内容搬进了电脑和数据库,甚至是主机系统。
我们说的还不是PC时代,而是更早期的企业信息化。那种变化是真正颠覆性的。想象一下,一个跨国企业的账本在计算机化之前需要多少人力才能完成。而信息化彻底改变了整个部门。
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生产力提升。我父亲刚退休,是一位机械工程师。他说自己在70年代末进入工程行业时,公司大多数人都是绘图员。也就是说,你有一个设计方案,但需要为每个楼层、每个角度绘制视图,然后提供给承包商。

▲GM公司技术中心,展示了前CAD时代的工程设计(图源:Rare Historical Photo)
而现在,他所在公司已经没有绘图员这个职位了。设计图直接在AutoCAD上完成,现在甚至用Revit建模,直接出3D图纸,绘图这个流程已经完全消失了。这项工作根本不需要再做了。设计和绘图的分工也不存在了,只剩下设计本身。
这就是真正的生产力提升。机械工程公司的职责是做设计,绘图只是为了交付给施工方的中间产出,它本身并不增加实际价值,只是供应链的一部分。
从PC时代开始回顾软件产业发展史,我们确实获得了生产力提升,但远不如最初那次飞跃显著。我并不清楚原因,但这很有意思。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提升,并没有如很多人预期的那样全面实现。
我认为Agent将再次拉动这条曲线,就像计算机早期那样。因为软件正从帮助个人提高效率,迈向自主完成完整任务。因此,就像机械工程公司里不再需要绘图员那样,未来也不会再需要人工去做某些工作了。这意味着这些人可以转向产出更高的作。
一小部分人就能完成更多事情,推动经济的整体生产力提升。企业软件销售会经历与客户之间关于“价值”的讨论。你需要设计一套略显复杂的逻辑,比如:假设你在销售一个销售类软件,如果每位销售人员的业绩提升5%,那么你们公司就应该因此多赚多少钱,所以你应该支付我们一百万美元。这样的讨论往往很难精确归因。
这也是为什么销售生产力软件会如此困难,我是通过切身经验学到的。很难评估让每个人的效率提升10%到底价值几何。你真的让他们效率提高了10%,还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?你其实并不清楚。
但现在,当一个Agent真正完成了一项任务,不仅确实以非常现实的方式推动了生产力提升,而且这种提升是可衡量的。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,让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待软件的方式上的一次跨越式变化,因为它可以自主完成工作,这种自主性本身就更直接体现了它对效率的推动作用,并且是可以量化的。因此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也会不同,这也是我相信软件应该基于结果来定价的原因。
我觉得它对软件行业的变革意义堪比云计算,甚至从技术角度来看可能更甚。从商业模式的转变角度来看,肯定是一次有“前后时代”之分的重大变革。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在销售永久授权的本地部署软件,但现在应该已经非常少了。
我认为我们将经历类似的转变,整个市场会转向Agent,转向基于结果的定价方式。并不是因为那是唯一的选择,而是市场会自然地推动大家走向那条路,因为这显然是构建和销售软件的正确方式。
主持人:前段时间我和另一位嘉宾讨论了AI公司的定价策略,他非常认同你的观点——如果可以,就应该按结果定价。提出的逻辑和你刚才讲的一样。你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“基于结果定价”是什么意思?然后再以Sierra为例说明它是怎么运作的?
Bret Taylor:我先从Sierra的例子讲起,然后再泛化一下。我们在Sierra帮助公司构建面向客户的AI Agent,主要用于客户服务,也更广泛地服务于客户体验。
如果你在使用SiriusXM收音机时遇到问题,你打电话或在线聊天时接待你的就是我们的AI Agent Harmony。如果你用的是ADT的家庭安保系统,警报器出了问题,你也可以和他们的Agent沟通。还有Sonos音响等很多消费品牌都在用我们的产品。
运营电话客服中心时,每接一个电话都有切切实实的成本,大部分是人力成本。一通普通电话的成本可能在10到20美元之间,虽然其中有一部分是软件或通信费用,但主要还是接听者的薪资。
如果Agent能够接管这个电话并成功解决问题,这在行业中被称为“呼叫分流”或“问题封闭”,本质上意味着你节省了大约15美元,因为无需人工介入。
在我们的行业里,只要Agent能解决客户的问题,客户满意,且无需人工干预,我们就按照事先约定好的价格收费。我们称之为“基于问题解决的计费”。
当然也有其他结果导向的模式,比如我们的一些销售类Agent是按销售佣金来计费的。我们确实把Agent视为客户体验的一部分,像是品牌的礼宾服务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商业模式与客户的业务模式高度一致。
正如你说的,Agent需要是自主运行的,结果必须是可衡量的。虽然这并非总能做到,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行的。
这套模式特别好的一点在于,任何一个首席财务官或采购负责人,在面对主要供应商时,看着那长长的账单往往会感到困惑,很难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从合同中获得期望的价值。
按用量计费的方式,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比较流行的那种,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一步。但我并不认为“按Token数”就是衡量AI价值的好方法。我常用一个类比:现在大多数编程Agent是按Token或使用量计费的,就像那个著名的苹果工程师的故事——他有个差劲的经理要求他每天报告写了多少行代码,这种衡量方式对所有工程师来说都是荒谬的。
他后来在日报上报了一个负数,因为那天他重构了代码,删了很多行,这是他对这位上司的反击。我觉得Token计费就和那种逻辑类似。你用了很多Token,好像看起来不错,但真正的问题是:你有没有产出一个高质量的Pull Request?
这正是关键所在。我认为基于结果定价和基于用量定价之间有本质区别,尤其是在AI领域,两者甚至都未必相关联。你可以接一个很长的电话却没解决客户问题,客户可能还会在网上留下差评、再次打电话,那所有的投入都白费了,甚至造成了负面价值。我非常相信这种模式。
我觉得软件行业就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。这当然对公司的组织形态有很高要求,你必须真正能帮助客户实现他们的目标,不能只是把软件扔过去了事,因为如果没实现结果,你根本不会拿到钱。
采用这种模式后,公司就会变得极度以客户为中心。我觉得这会让软件行业变得更好,从第一性原理的角度看就是对的,对采购方也是合理的,对整个世界而言也是正确的方向。
主持人:我们刚刚聊到了一些关于生产力提升的话题。现在媒体上对AI是否真的能提升效率抱有很多怀疑,比如“AI到底在做什么”、“真的让人更高效了吗”。最近有一项研究显示,AI甚至让工程师效率变低了。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客户体验之外,在你们公司,或者你们合作的其他公司中,还有看到明确的生产力提升吗?
Bret Taylor:我对AI提升生产力非常看好,但我确实认为目前很多工具和产品还比较不成熟。举个例子,现在几乎每家软件公司都会使用类似Cursor这样的工具来辅助开发者。多数人现在把Cursor当成自动补全的工具来用。
它还有很多Agent功能,OpenAI的Codex、Anthropic的Claude等都有类似功能,很多编程Agent方案正在涌现。
但其中一个问题是,由于技术还不成熟,Agent生成的代码里经常会有错误,而检查他人或者Agent生成的代码,实际上比修改自己写的代码还要难。
如果生成的代码经常出错,你需要花费大量的认知精力和时间去修复。事实上,如果它给你的客户带来了各种问题,你可能表面上是开发了很多新功能,但其实却把系统弄得更混乱,效果适得其反。
目前有几种有趣的技术路线。首先是很多AI创业公司正在开发代码审查工具。我认为“Agent的自我反思是非常关键的一点,用AI去监督AI其实非常有效。
你可以这样想:如果你做了一个Agent,准确率90%,这其实并不算太好。但要开发另一个Agent去找出那10%的错误,听起来却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。
假设这个“审查Agent”准确率也有90%,那么将两者组合起来,整体准确率就可以达到99%,这其实是一个数学问题。
可以用一个系统来生成代码,再用另一个系统来审查它,本质上就是用计算力来换取认知能力。可以层层叠加认知、推理、判断过程,从而产出更稳健的结果,这点让我非常兴奋。
另一个关键是“根因分析”。我们公司有一位工程师专门负责服务我们Cursor实例的MCP服务器。我们的理念是:当Cursor生成了错误的代码时,我们不只是去修复它,而是要找到根本原因,确保下次它能生成正确的代码。
这本质上是一种“上下文工程”。我们要思考的是:Cursor缺少了什么样的上下文信息,才导致它无法产出正确的结果?
我认为,那些希望在软件工程等部门实现生产力提升的人,如果想要现在就看到效果,就必须停止等待模型能力的升级,转而进行根因分析,弄清楚每一行糟糕代码的根源,并提供正确的上下文,构建合适的系统,让模型今天就能胜任这项工作。
这类工作可能会逐渐减少,对上下文工程的依赖也会减轻。但现在,你必须把这件事当作一个系统来思考。我看到很多人仍在等待模型自己变得更好。我想说,那终究会发生,但如果你想现在获得成果,你就得付出努力。这正是应用型AI公司存在的原因。
虽然工作并不简单,但它是可以做到的。对于那些使用像Sierra这样的平台的客户来说,没错,AI Agent不完美,但我们正在打造一个系统,让客户可以持续改进,形成正向循环。
如果你想把自动化解决率从65%提升到75%,我们有无数工具帮助AI实现这个目标。识别优化机会,搞清楚用户不满的原因,思考我们还能为Agent增加哪些新功能来提升解决率——你可以让AI帮你大海捞针式地找出关键问题,这才是优化这些系统的正确方式。
主持人:我以前从没听说过通过增加上下文来改进Cursor的做法,具体是怎么实现的?你是搭了一个MCP服务器,所有内容都要经过它,还是加了Cursor的规则?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?
Bret Taylor:这已经有点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,但基本上就是用MCP,这就是你给Cursor提供上下文的方式。我认为,如果模型本身能力没问题,却做出了错误决策,那问题就在于上下文不足。
要找出你的产品和代码库与这些编码Agent可用上下文之间的交叉点,然后从根本上修正问题,这就是核心原则。
主持人:你提到仍然把自己定位为工程师,听说你还会靠写代码放松。现在不少大学生在问:还值得学编程吗?未来几年这个领域会不会发生巨变?
Bret Taylor:我仍然觉得“学计算机科学”和“学写代码”是两回事。学计算机科学依旧非常有价值,因为它不只是写代码。理解大O记号、复杂度理论、算法,知道为什么两个复杂度相同的算法在实践中性能不同,为什么缓存未命中很重要——这些知识的意义远远超出敲代码本身。
写代码这件事,我认为会从“人往终端或VS Code里敲字符”变成“人操作一台代码生成机”,我认为这会成为软件工程的未来。不过,要用好这台机器,需要系统思维,而计算机科学正是培养系统思维最好的学科之一。
最终,AI会承担大量软件开发工作,但人的任务是操作这台机器去打造产品、解决问题。要有很好的系统性思维,必须理解技术与商业问题的交集,并设计能真正解决客户问题的系统。系统思维永远是做产品最难的部分。
举个简单例子:在Facebook设计NewsFeed时,设计师用Photoshop做的原型永远完美——照片漂亮、文字优雅、长度刚好、评论友善。一旦上线,真实数据进来,NewsFeed立刻惨不忍睹:照片质量差、文字长短不一、评论里还有人骂你。

▲早期的Facebook信息流(图源:Version Museum)
这时你才明白:用Photoshop设计NewsFeed是最简单的,真正难的是设计一个系统,让它在你无法掌控输入的情况下,依旧输出令人愉悦的内容和视觉体验。我们后来强制设计师必须用真实、凌乱的数据做原型,逼他们把过程做得更贴近现实。
AI生成代码、生成设计以后,你仍然需要在脑子里构建这套系统,理解什么难、什么易、什么可能、什么不可能。AI也能帮你做这件事。
我认为,随着AI Agents的出现,以及AI某些领域的能力接近“超人”水平,我们所使用的工具会出现深刻的变化。
人类不应再依赖于特定的行事方式,不应再纠结于“我现在擅长的事情,未来可能就没用了”这种问题。就像NASA早期用人类充当计算器一样,未来的人们可能会惊讶:“原来你们以前是一行行手写代码的?”
别因为“以后不用手写代码”就不去学这些学科,就像有人会说“我以后用不到数学就不学数学”。学数学的价值在于培养人的思维方式,同样的,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知识,仍将是未来构建软件的基础。
尤其是在与比你聪明的系统协作时,它生成的代码你未必能一行行读完。你需要具备足够的能力,去约束它、引导它产出想要的结果,这需要大量技巧。
主持人:这让我想起你最近在一档播客里提到的一个观点——你认为应该出现一种新的编程语言,这种编程语言更适合大模型而不是人类。能展开说说吗?
Bret Taylor:我不确定它该叫“语言”,我倾向叫“编程系统”,因为“语言”这个词可能太窄。如果把过去40年甚至更久的计算机史简化版一下,大概的过程就是:先造硬件,再用打孔卡告诉机器干什么;接着出现操作系统、分时系统,于是有了C、Fortran等高级语言;再往上抽象,就很少有人写汇编、写C语言了,更多人用Python、TypeScript。

▲用于早期计算机的打孔卡(图源:Wikipedia)
每一次抽象层提高,都让我们用更少的力气去干更大的事。今天再让人用React写一个可拖拽地图,很多工程师都能很快搞定,这在当年Google Maps时代是惊世骇俗的壮举。当Salesforce成立时,把数据库放到云端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,能做到这点就已经是一条技术护城河了。现在,技术的护城河在不断缩窄,但产品的护城河依然存在。
如果我们假设写代码的人力成本趋近于零,那么我们过去几十年围绕“提高人类程序员效率”打造的所有抽象层的工具、语言,都需要重新评估。
我常开玩笑说,Python大概是大模型生成最多的语言,因为它在训练语料里无处不在,数据科学家又爱它。但从AI角度看,Python简直糟糕:慢、难验证、运行时错误多。它之所以存在,是为了让人写得舒服,像伪代码。
未来如果我们只需要操作代码生成机,我们根本不需要在乎语言对人类多“符合人体工学”,只在乎两件事:机器生成的代码能否被快速验证“确实做了我想要的事”;如果不对,能否很容易地进行改掉。
这就引出对“编程系统”的新需求。比如Rust之所以有意思,是因为编译器能静态保证内存安全,编译通过就等于没有内存泄漏。如果让AI生成一百万行C语言,你很难判断有没有泄漏;生成一百万行Rust,只要编译过就基本安全。
我们需要更多这种设计。如果人无法完全信赖AI的代码,需要逐行阅读、核验代码,那这将极大地限制编程的效率。如今,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给人提供这种自动化核验的工具。
AI的自我核验当然是一种方式,让系统具备自我反思能力,确实是提高鲁棒性的一种有效手段。但我认为,如果不用再担心写代码是否繁琐,就可以重新考虑一些传统的技术手段,比如形式化验证、单元测试等。
把这些技术叠加起来,我脑中会浮现出一个画面,就像《黑客帝国》里的那个人,看着屏幕上流动的绿色代码,思考:我怎样才能构建出一个让操作者能够高效产出极其复杂、规模庞大的软件系统,并且确信它是正确的系统?
从这个目标出发来做设计,那你可能会改变编程语言、系统架构,甚至所有相关的构建方式。最有意思的是,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放宽许多限制,比如——“写代码是免费的”。这真的很酷。
那么在这种前提下,你会想做什么?哪种语言、编译器、测试框架、自我反思机制或监督模型才最适合?我认为这不是单一的编程语言问题,而是整个编程系统的设计问题。
一旦我们构建出这种系统,它将真正赋能创造者、开发者们,让他们得以构建出既复杂又鲁棒的系统。我对“vibe coding”感到非常兴奋,但我不认为“快速生成原型”曾是软件开发的核心瓶颈。
真正的挑战,是如何构建日益复杂的系统,并具备灵活改动它们的能力。可以回顾下当年Netscape浏览器从1.0到2.0的重写过程,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它输给Internet Explorer的原因之一。
写出一个系统并不难,难的是维护它,并保证它的鲁棒性。我觉得我们正处于定义“下一代软件开发体系”的初期阶段,我非常期待它将如何演化。
主持人:当你这样的人在谈论要打造一种类似《黑客帝国》的编程体验,并认为这可能是未来的开发方式时,我真的觉得我们已经身处未来了。我迫不及待想看到它成真——这将是一次伟大的机会,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。
主持人:现在很多AI初创公司在市场化方面遇到困难。各种AI应用、产品层出不穷,你在AI产品,特别是Agent类产品的市场落地方面,有哪些经验值得大家借鉴?
Bret Taylor:我认为成功的市场落地路径其实就那几种,关键是要选对匹配你产品类别的方式。
第一种是开发者主导。
Stripe和Twilio就是这个典型,他们的市场策略是吸引某个工程师,通常在CTO负责的部门里,这些人有选择工具的决策权。这种方式适用于平台类产品。
如果你的产品是帮助某个业务部门的,那就不适用,因为这些业务线通常没有专属的工程师团队,也没有权限去随便下载库或接入服务。如果你的客户是初创公司,这种方式特别管用,因为初创团队的工程师常常有决策自由去选择他们喜欢的服务,来解决创始人提出的问题。
第二种是产品驱动增长。
虽然每家公司的产品都很重要,但这里的意思是用户可以直接在官网注册,通常可以试用,也可以用信用卡买几个账号。这适用于使用者和购买者是同一个人的情况。小型商业软件几乎都属于这类,因为个体户什么都得自己处理。
比如早期的Shopify,还有很多类似产品,主要面对小型商家,这种方式非常合适。但如果使用者和购买者不是同一个人,这方式就不灵了。比如报销软件,用的是普通员工,买的是财务部,用信用卡购买就不合逻辑,因为实际使用者并没有公司信用卡。
第三种是传统直销。
直销曾一度被认为过时了,但如果我想到最强的直销公司,很多都来自Oracle体系,比如SAP、ServiceNow、Salesforce、Adobe等。他们都通过传统销售流程向大企业的业务线销售产品。
由于产品驱动增长一度很火,很多公司也跟着走,确实也能催生出优秀产品。但如果产品驱动增长,导致你完全没有和真正的软件购买者打交道,那你是不会成长的。
我最近看到越来越多AI公司开始重新重视直销方式。因为AI的很多机会,确实是使用者和购买者不同的情况,确实需要这种市场推进方式。
很多创业者的问题是,选择了某种市场策略,却没有认真思考客户是怎么购买软件的。怎么评估软件的价值?我认为人们需要从第一性原理出发,更加深入思考。
坦率地说,我觉得很多公司其实应该更多地采用直销。尽管有些直销公司的产品质量名声不太好,但这只是个别情况。我很高兴看到直销正在市场中重新获得重视。
主持人:我觉得这个信息是很多创始人需要听到的,尤其是那些不具备商业背景的创始人,他们对“销售”本能抗拒,认为自己不擅长。但有时候你必须变得擅长这件事,这就是你能否成功的关键,不能只靠产品带动增长。
我在2002年底或2003年初加入谷歌,是最早的助理产品经理之一,起初负责搜索系统,将索引规模从10亿扩展到100亿。表现不错后,我得到了Marissa Mayer(谷歌第一位产品经理)的信任,被安排负责一个全新产品项目。
对我来说,这是一次重要机会,也面临很多人的审视,毕竟我是个刚起步的年轻产品经理。

▲谷歌本地测试版(图源:Version Museum)

▲2005年,谷歌地图测试版(图源:Medium)

▲Facebook时期的Bret Taylor(图源:alchetron)
Bret Taylor:我想再补充一点。对创始人和产品经理来说,有一个常见的陷阱是讲错故事,比如把“人们不喜欢我们的产品是因为 X”当成事实,告诉公司里的所有人,然后据此调整战略,如果判断错了,可能会导致公司方向彻底跑偏。
当你失去一笔交易时,销售往往会归咎于“价格太贵”,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客户根本没看到你的价值——问题在于产品缺乏差异化。结果,你围绕定价做文章,却忽略了更深层次的产品问题。
就像分手时人们不会直说“我不喜欢你了”,而是习惯性地说“不是你的问题,是我的问题”,因为我们总想维护关系的和谐。类似地,用户或客户在调研中给出的反馈也未必准确,你必须深入分析、抓住核心。
可惜,很多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容易陷入“单议题选民”陷阱:工程师只信工程能解决一切,产品设计师只信一次redesign,而BD背景的人只信大合作。现实中,没有哪一种方法能一招搞定所有问题。
真正优秀的创始人,会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有偏好的,人天然会更倾向用自己的强项去解决问题,但你需要保持警觉,时刻注意自己是不是因为习惯而选择了这一方向,而不是遵循真理。
创始人需要一个能够坦诚对话的联合创始人和领导团队,共同验证思路,确保方向正确。尽管“今天我能做的最有影响力的事是什么?”是一个极好的思考框架,但要准确回答它,却比你想象的要难得多。
我们做了一个社交网络,发明了Newsfeed(信息流)和“点赞”按钮,这些功能之后都很流行。当时我们发现平台上有很多评论都是“Wow”、“Nice”这样表示“我看到了”的内容,而我们想让评论区里有真正的讨论。点赞按钮就是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。
不过,我们只在土耳其、意大利和伊朗流行了起来,后来伊朗封了我们,只剩土耳其、意大利和硅谷。直到今天,还有人说“我爱FriendFeed”,我就说“那太好了”。

▲FriendFeed界面(图源:CNET)
但它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。我们是“关注型”社交网络,用户关注特定用户,获取信息,更像Twitter而非Facebook,分享的是新闻、兴趣、科研等内容。那年夏天,奥巴马和奥普拉等人都入驻了Twitter,我们被彻底碾压。
我们团队几乎全是工程师,埋头打磨产品。而Twitter专注拉名人入驻,这是“关注”场景下显而易见的策略:如果要打造一个基于关注的社交网络,那就得拉一些值得关注的人加入。虽然我们功能更多、上线更快、几乎零宕机,但我们却输了,这一失败和产品本身没有任何关系。
这也说明了谷歌出身的创业者一个通病:在谷歌太顺了,产品经理往往忽视分发、设计,甚至不思考商业模式,因为从广告上已经赚得盆满钵满。相比之下,PayPal黑帮这样的人在创业上学得更多,我们被现实打脸了。
我可以说出FriendFeed产品方面的很多问题,但我认为那不是失败的关键。我后来逐渐补齐了短板,但如何准确判断应该做什么是很困难的。没经验时很难有直觉。
做FriendFeed时,我不是找不到名人加入,而是根本没去找有经验的人咨询相关问题。科技圈信息很多,难的是选择听谁的。我们当时太专注产品,没请外部人指出问题,也没请教行业专家。这让我成为董事会和高质量建议的坚定信徒。
主持人:如何判断谁的意见值得听?
Bret Taylor:这确实需要判断力。有一点很重要:一个人表达意见时的自信程度,和意见的质量往往并不正相关。现在播客这么多,有时我对非常熟悉的话题,发现最自信的说法其实错得离谱,却极具说服力。所以得靠判断力。
一个办法是:不仅问“我该怎么做”,还问“我该去问谁”。你会发现有些人总被反复推荐,那就是强信号。
另外,问建议时不要只问“做什么”,还要问“为什么”。像个两岁小孩一样不停地问“为什么”,直到你理解对方给出建议的框架。
其实,大部分建议往往来自极少数经历,人们会说“永远别做X”或“永远做Y”,但那其实只是某次经历让他们后悔或庆幸。得多问问不同人的意见,据此整理出你的第一性原理,应用时要分情况,而不是简单照抄。
说到底,判断力来自自省和复盘。如果你做了一个糟糕的决定,花时间反思为什么,并持续提高自己的判断力——这才是优秀创业者或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。
其次,当听取建议时,一定要弄清建议的来源和背后的原因,这样你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;同时要意识到,任何人的建议基本都不具备统计显著性。

(文:智东西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