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田苗手记｜价值孵化：何以“涌现”更多科技创新产业？

自2018年以AI大模型为驱动的新一轮科创热潮以来，像项目支持、概念验证、拨转股、地方投资招商、耐心资本加持……一系列资源前所未有地再次涌向高校实验室、前沿项目、高管创业团队乃至投资机构。然而，以具身智能行业为例，“人形机器人泡沫即将破灭”、“落地应用难”等悲观论调却此起彼伏。从产品化到商业化的进程，似乎正陷入试错、迷茫与等待的真空期。

面对更多资源的投入与刺激，我们如何才能稳定地孵化出经得起市场考验的“真价值项目”？我想问题的根源远非简单的资源不足，这么简单。我们发现症结可能集中在五大关键层面：

一是认知层，对“价值孵化”的内涵理解存在“窄化”；

二是驱动层，“价值创新”的源动力不足；

三是环节层，“科技创新”与“产业创新”的融合尚不深入；

四是机制层，正负反馈的动态机制时有失衡；

五是特色层，区域间价值孵化的同质化难题凸显；

我想具体阐述这五大症结，并试图探讨可能的解决路径。

当颠覆性科技浪潮与产业升级重塑世界格局时，创新的思维模式与孵化模式正汇聚于变革的临界点：一端是以客户为中心、跨学科交叉融合、指数级颠覆技术的涌现；另一端则是庞大市场需求、顶尖人才与工程师红利的汇聚、政府积极推动创新政策的支持，这双重浪潮的交汇，正清晰勾勒出中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崛起的必然趋势。

但在临界点的起始处，不少人对“价值孵化”的理解似乎存在“内涵窄化”的问题。有人将“价值孵化”简单地与“独角兽孵化”划等号，以单一标准衡量成败；有人只聚焦于规模大、增长快的企业孵化，轻视孵化不同梯队项目的产业价值；还有人过度关注单个项目孵化，而忽视了可持续的、稳态的孵化生态构建……我想这些理解是存在局限性的，价值孵化的内涵要分层次、分目标来理解。

在探究完“价值孵化”的内涵之后，一个更为紧迫的实践命题凸显出来：那就是如何有效激发“未来独角兽”“隐形冠军”及关键领域的“国产替代项目”等的涌现？更进一步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科技创新的源动力是什么？谁是责任主体——“推动者”？该如何激发？

当前，科技创新源动力不足的现状，本质上是“高风险、小概率事件”与“高度不确定的外部赋能环境”之间矛盾的显性化。

一方面，在0-1科技创新的最初阶段，蕴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。突破性技术的研发攻关往往是“百死一生”，技术路径模糊不清，研究方向高度发散，导致资源难以有效集聚。与此同时，现行的评价体系更侧重人才的学术论文与专利数等表层成果，对实际的产业贡献与经济价值缺乏有效衡量与激励。

另一方面，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仍存在显著瓶颈。以高校为代表的科研机构，其科技创新成果走向产业化面临着诸多制度性障碍，如职务发明权属界定不清易引发纠纷；涉及国有资产管理的成果在作价入股、收益分配时合规边界模糊，导致科学家群体顾虑合规风险；大型组织内部的创新容错空间有限，也阻碍了颠覆性技术的探索。同时，专业化、有引导性的概念验证平台等第三方服务机构，人才严重短缺，致使大量实验室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市场价值。

此外在资本端，面对反垄断、落地难、退出难等现实挑战，社会风险投资对需要长期投入、攻坚核心技术的早期项目表现出热情不足，造成源头创新“供血”乏力。

总之，我们看到科技创新的源动力不足问题，是由自身的高风险属性、成果转化瓶颈、以及社会资本输血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。

要提升科技创新的源动力，就需要系统性破解各个堵点，其中尤为关键的是构建发现、培育、尊重、重用、宽容优秀人才的可持续发展生态。

如在科技创新的0-1阶段，首先要激励并认可“天才”创新成果的价值属性，这类“天才”创新主体往往是兼具知识、见识与胆识的综合体，甚至是敢于冒险、勇于担当，能够在创新实践与市场竞争中实现自我迭代的领军人才，具有全球稀缺性特征。

由此，建议按照阶段对该类项目设置阶梯式容错机制：在起点期，实行更轻量化的考核机制，允许技术路线试错甚至方向性失败；在过程中，设置“验证”“预警”节点，动态迭代、优化资源配置；在商业化阶段，针对“国家逻辑”与“市场逻辑”两类项目，分别设置不同的商业目标，给予有差异性的补偿措施或市场化的评价措施。

与此同时，有必要打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梗阻，赋予科学家群体更大的成果转化自主权，发布作价入股与收益分配合规文件，并建设引导性、专业性的概念验证中心及第三方孵化赋能平台，构建全流程科技成果转化生态。

在此基础上，针对社会资本“不敢投早、投硬”的困境，需要从产品化阶段更早植入“市场逻辑”“客户中心”“解决真实需求痛点”的理念，对于耐心资本或风险资本给予政策性倾斜或让渡，促进早期项目商业化探索。通过适度的商业化探索与市场化淘汰机制，形成具备投资确定性的“优质项目池”，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热情，形成科技创新良性发展。

近十年的孵化实践让我愈发感到：“科技创新”与“产业创新”深度融合，对激发原始创新活力、加速成果价值落地具有重要意义。但两者之间似乎又存在着一道天然鸿沟。

具体而言，创新源头与产业需求存在事实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。高校实验室的研究多聚焦于学术前沿与论文导向，对市场客户需求、工艺约束及产品成本敏感度低，缺乏对“落地应用”的理解；而产业端面临的实际痛点，如良率提升、供应链升级等又难以有效转化为科研命题。两者之间，从创新起点就缺少以“共同目标”为导向的深度融合基础。

在服务国家战略的“技术单元攻关”方面，产学研协同的乘数效应难以被充分释放。当大企业（如大国企）担任攻关牵头方时，其作为”甲方”的定位往往导致首台套验证局限于自身应用场景。如果牵头方的场景容量不足或后续推广意愿薄弱，攻关成果便难以实现跨场景应用。而其他承接任务的主体，由于在协同中常常会顺势变为“乙方”，多元主体的积极性不足，最终导致“技术单元攻关”陷入生态协同受限的困境。 

而当高校院所成为攻关牵头方时，其“甲方”角色又容易聚焦于共性关键技术及其标准化建设。但在行业头部还未出现的情况下，此类研究的权威性又容易大打折扣，导致项目缺乏公信力，各家研究成果极易沦为“空中阁楼”，产业化转化效率大幅降低。

这揭示出三个亟待解决的命题：如何在不确定性认知下，激发0-1阶段颠覆性创新成果的出现？如何在确定性认知下，与行业龙头一起推动共性关键技术与标准化研究，推动技术的快速迭代、产品的深入应用以及向各行业扩散？又如何在“国家逻辑”与“市场逻辑”协同的制度框架下，通过有效自律的竞争与合作，真正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？这些命题的破解，将成为“科技创新”与“产业创新”深度融合的关键突破口。

而融合的重要枢纽——“技术经理人”，不仅面临“兼具经验与情怀的复合型人才”极度稀的现状，还存在难以全流程参与赋能和享受激励的困局。

根据赛迪研究院发布的《2025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需进一步深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报告》显示，“据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，每100 名科研人员应配备 4名左右的技术经理人，才能较好地支撑研发成果转移转化过程。截至目前，我国的研发投入人员全时当量总量达 724 万人年，如按欧美比例计算，我国需配备 181 万名技术经理人，而我国技术经理人持证11万余名，人才缺口约为170 万名。”

此外，我国技术经理人群体能力模型单一特征突出，多数从业者仅具备技术或管理单项能力，缺乏创业全流程实践经验，既没有完整经历过创业失败与成功的周期性验证，又难以同时深刻理解市场客户需求、产品形成过程、责任主体、奖励机制、股权管理、知识产权、资本运作、市场推广与品牌宣传等多维度知识；另一方面，服务体系存在碎片化问题，缺乏从需求挖掘-概念验证-中试放大-资本对接的全流程赋能。这导致创新创业要素，无法按照创业项目的生存、成长、壮大等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动态有效配置，且科技成果估值容易失真。

针对这些问题，我认为一部分创新源头，有必要从起点就与产业需求直接对接，以“产业需求”为核心，从0-1，1-10……全流程进行产研合作；而针对国家战略的“技术单元攻关”，要避免以单一主体为中心的协同，充分考虑多元主体在转化不同阶段的各自优势，建立基于技术转化不同阶段的轮值主体负责制，避免陷入单一主体的认知片面性问题；此外，应在更广泛的范围吸纳多元背景的技术经理人，通过丰富认知、设立团队协同机制、提高孵化成功的奖励机制等，循序渐进地弥补人才缺口。

生态学的“第一性原理”中存在这样一个观点，“正反馈不能维持稳态，要使系统维持稳态，只有通过负反馈控制。”这句话，曾让我陷入思考。

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，我们的“正反馈”机制是什么呢？我想，大概诸如政策扶持、VC热钱追捧、产业资源倾斜……这些有利于打破稳态，让有激情活力的企业快速发展的正向刺激吧。那“负反馈”又是什么呢？也许，市场竞争的残酷筛选、客户需求的真实验证、成本效率的苛刻约束……这些需要交给时间验证，需要企业回归市场逻辑的，都属于“负反馈”。

当前，价值孵化的生态也时常会面临正负反馈失衡的问题。一方面，围绕行业热点，过度的政策补贴、资本追捧等“正反馈”刺激，催生了一系列“温室项目”，它们往往发展到1-10阶段，仍脱离真实市场客户需求。负反馈预警机制的缺位，导致价值孵化陷入系统性的低效之中。

而大家常说的，“科学家创业很容易陷入做不大、死不了的困境”。究其原因，往往就是没有在项目成长的关键期引入负反馈机制导致。

纵览科学家创新创业的全过程，你会发现：在0-0.5早期阶段，我们培养科学家要有使命感，要有颠覆性创新，就要有荣誉的鼓励、经费的扶持等一系列“正反馈”刺激，让科学家敢于挑战不可能。

但是在进行颠覆性创新的0.5-1阶段，就要去适当引入负反馈，让科学家项目尽早理解创新是要靠客户，靠商业，靠产业链验证的，要通过市场评价来调整创新创业的价值。“创新方向”与“市场评价”越契合、越共振，就越有持续创新创业的活力，就越可能成为未来独角兽，但如果没有完成负反馈的验证，科学家创业就可能变成一个科学研究，或一个项目制生意。

由此可见，正反馈是早期项目存活、发展所必需的，但要使价值孵化维持稳态，必须要根据创业阶段的不同适当引入“负反馈”。分阶段来看：

身处百年未有之变局，我们的时代机遇是历史发展必然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
在科技创新领域，我国在人工智能、新能源等核心技术上实现着一次又一次的自主创新突破，DeepSeek大模型横空出世、光伏装机占全球40%……造就了新质生产力的爆发；而在内需市场层面，4亿中等收入群体驱动消费升级，统一大市场释放着增长韧性；与此同时，在全球协作中，我们通过制造业出海和文化产品输出，从过去的参与者升级为规则塑造者。

如今，我们正站在由高度协作的举国体制，持续突破的科技创新，以及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构成的历史性交汇点。这一机遇塑造了21世纪大国崛起的发展逻辑：中国必将出现具有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企业。 

但在时代的必然之下，各区域间价值孵化的同质化问题又日益凸显，如果没有一些独具特色的要素为底座，如果无法发挥各区域的优势，我认为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依然难以在各区域“遍地开花”。而这种区域特色，又围绕区域生态差异、人才差异和需求差异展开。

设想一下，如果在西部偏远地区，在人才、需求要素缺失的状况下强行发展“人工智能”，会给地区发展带来怎样的绝望？而唯有把握时代发展的必然规律，在生态-人才-需求要素共同支撑下，将人工智能、机器人与生物科技等创新融入区域特色资源（如矿产物资资源、农副产品、海洋资源、民族风情旅游等），才能真正实现各地价值孵化的百花齐放。 

总之，尽管价值孵化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复杂混沌系统，具有高度不确定性，但越来越多的同仁们正通过不懈实践，思考、发掘、梳理其中的确定性：比如重新梳理“国家逻辑”与“市场逻辑”之下，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制度框架；深化对价值孵化丰富内涵的理解；激发科技创新的源动力，并从供给端保证创新活力的持续性；破解源于好奇心的创新探索与市场需求导向创业的差异性孵化机制；培育自发与导向共存的包容性孵化生态；强调主体责任与利益转化机制；引入正负反馈的动态平衡机制；提高孵化资源的配置效率…… 

这些探索的根本目的，在于构建自我激发的创新生态，形成有效自律的行业竞合关系，并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，从而系统性的提升转化效率，以更广阔的视野推动国家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。而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、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孵化模式，则为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百花齐放提供了坚实支撑！

来源：智友雅瑞科创服务平台